文物多姿多彩，典籍翰墨飘香。这个暑假，很多深藏于大学校园的文化宝藏向社会开放。各界民众尤其是中小学生纷纷走进高校博物馆，与文明对话，听金石传声；或细览校园古建筑，感受文脉悠远，品味历史厚重……同时，我们也需正视这样一个现实：大部分高校文博场所的开放均有预约、限流等限定条件。
大学校园里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文化瑰宝？如何让其真正敞开怀抱，从珍藏走向共享？本期，教育周刊以两个整版篇幅推出专题报道，剖解高校文博资源守正与出新的时代命题。
让我们一同驻足清华学堂、复旦大学相辉堂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、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等特色场所，感受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学术星火，见证一砖一石、一馆一物如何淬炼成大学精神的永恒坐标；让我们共同聚焦高校开放文博资源的现状与实践，直面现实之困、探求破题之策。我们希冀——每一座学府殿堂都能成为公众可抵达的精神家园，每一份校园瑰宝都能成为全社会共享的文化养料！
清华学堂：百年建筑里的文化脉动
八月的清华园草木葱茏，一幢式样别致庄重的小楼引得游人纷纷驻足。青砖红瓦、坡顶陡起，西式拱券下刻着精美的中式云纹，述说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“融汇中西”的文化追求——这就是清华园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物之一：清华学堂。
“别看只有两层，但在清华早期建筑里可是‘鹤立鸡群’！”手指着正门匾额上由清代大学士那桐手书的“清华学堂”四个大字，清华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王燕斌娓娓道来：1911年4月，由原游美肄业馆更名的“清华学堂”正式开课，400余名学子的琅琅读书声掀开了清华百余年办学历程的第一页。
“彼时，学子们风华正茂，身逢国家动荡，皆以青春做伴奋力读书，以求不负光阴不负国家。”推开厚重木门，随王燕斌行走在学堂走廊里，仿佛在穿越一条时光隧道——走廊两侧悬挂的老照片里，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等大师的身影鲜活；教室的木质书桌旁，似乎还回荡着大师们讲课的清朗嗓音。
“1925年，清华在此设立新制大学部，开始招收大学一年级学生，并创建了清华的第一个研究机构——国学研究院，成为培养国学人才的摇篮。”边走边看，王燕斌的话语里满是自豪，“梁启超讲授《宋元明学术史》，陈寅恪讲授《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》，王国维讲授《上古史》，赵元任讲授《中国音韵学》，李济讲授《中国人种考》……不仅教室里座无虚席，连窗台上都挤满了旁听学生！”
往日回荡英文诵读声的地方，第一次发出了中华文化的声音，也让教育救国、读书报国的种子深深扎根。此后，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，再到清华大学，走出一批又一批学术大师、兴业英才、国之栋梁。
继续漫步学堂，还有更多红色基因在这里熠熠闪光——
1935年，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，清华师生英勇地站在“一二·九”爱国运动的最前列，时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、中文系四年级学生、《清华周刊》总编辑蒋南翔在学堂地下室，执笔起草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《告全国民众书》，以一声“华北之大，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”的疾呼引发全国共鸣，这句著名口号，也成为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号角。
“清华人血脉中流动着的‘雪耻图强’信念与生俱来,也始终与民族复兴的进程血脉相连。”王燕斌感慨。
如今，跨越百余年光阴，清华学堂不仅依然朝气蓬勃，还被赋予了更多新的作为与担当——
学校推出“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”，唤作“学堂班”。修缮一新的清华学堂成为专用教学场所，一批国内外名师聚集于此，致力于培养未来学术的领跑者。
距它不过几百米，清华百年校庆的标志性建筑被命名为“新清华学堂”。在那里，一场场精彩讲座让人文之光穿透校园、影响社会。
“清华学堂之所以是一代代清华人心中的文化宝藏，不仅在于建筑之美，更在于其见证了清华百余年风雨历程，传承着‘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’的精神品格，以独特的魅力述说古今、孕育未来。”王燕斌说。（记者 邓晖）
湖南大学岳麓书院：历经千年，弦歌不绝
湘江之畔，岳麓书院古木参天，绿荫如盖。这一融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、集教学科研与文博旅游于一体，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的古老书院，在文脉赓续中持续焕发活力。
走近书院，大门正上方高悬宋真宗御赐“岳麓书院”匾额。大门两旁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的对联，是书院千百年来人才辈出的真实写照。
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，是中国古代“四大书院”之一。南宋年间，大儒朱熹与主持教事的张栻在此讨论经典。台上两人往复论辩，台下四方学子云集，“一时舆马之众，饮池水立涸。”“朱张会讲”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自由交流对话、相互质疑辩论的先河，展现了书院海纳百川、兼容并包的开阔胸襟。
此后，岳麓书院历经多次毁建，始终文脉不绝，先贤治学精神代代流传。这里曾涌现出众多风云人物：王夫之、魏源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郭嵩焘、谭嗣同、蔡锷、毛泽东、蔡和森、李达……他们以经世之才上下求索，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。
穿过大门，沿中轴线可至书院讲堂，右侧为半学斋，取“半教半学、教学相长”之意。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寓居于此，推开窗户，就能看到挂在讲堂前的“实事求是”匾额，这对他“实事求是”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启发。
“在全球范围内，具有千年历史的高等学府，最早多与宗教有关，而岳麓书院自公元976年建立就是教育教学机构，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亦属罕见。”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党委副书记谢丰看来，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的历史演变，是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生动缩影。目前，书院开设历史学、哲学、考古学等专业，开展本硕博学生培养；承担国家级重大项目、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二十余项。
2012年7月1日，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，以岳麓书院为原状陈列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，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书院文物收藏、研究、展示和交流中心。书院持续发挥着文化普及、服务公众等重要社会功能。
“作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岳麓书院的古建筑群及随处可见的匾额、对联、石刻等文物，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。”谢丰表示，书院在做好文物保护前提下对公众开放，每年还邀请海内外一流学者面向社会举办100多场公益讲座，延续古代讲学传统。她认为，岳麓书院最大的特点是融文物保护、人才培养、教学科研、社会服务于一体。“由一大批专业学者在此组织开放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工作，为大家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，这是非常独特的。组织学生参与这些工作也成为书院特色育人实践。”
“在古代，书院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。今天，书院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。”谢丰说，作为中国自古以来教育领域绵延不绝的文化符号，岳麓书院将继续以“传道济民”为宗旨，培养心系国家的青年英才。（记者 张亚雄）
复旦大学相辉堂：莘莘学子的精神灯塔
复旦大学邯郸校区，一座青砖黛瓦的建筑静静矗立。它见证了八十多年的岁月流转，承载着无数复旦人的集体记忆——这就是相辉堂。从抗战烽火中诞生的礼堂，到如今的文化地标，相辉堂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，记录着复旦大学与家国同行的足迹。
相辉堂的前身可追溯到复旦大学第一学生宿舍，由时任校长李登辉1918年赴南洋募资，于1922年建成，却在淞沪会战中毁于日军炮火。1946年，时任校长章益为感念李登辉对复旦的奉献，向校友募集黄金30余两，在原址废墟上建起一座两层礼堂，命名“登辉堂”。1947年7月5日，76岁的李登辉在此发表最后一次演讲：“服务、牺牲、团结，是复旦的精神，更是你们的责任。”这句话从此镌刻进复旦人的基因。
1985年复旦大学八十周年校庆之际，这座建筑迎来重要转折。为同时纪念李登辉与马相伯两位创校先贤，学校将其更名为“相辉堂”。马相伯毁家兴学创办复旦公学，李登辉则奠定“博学而笃志”的学术根基，新堂名巧妙融合二人之名，更寓意“精神相映生辉”。历史学家周谷城题写的新匾额悬挂门楣，历史在那一刻完成了传承与升华。
作为复旦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，相辉堂见证了无数重要时刻：1954年，学校在这里举行了建校49周年庆祝大会暨第一次科学讨论会，时任校长陈望道在致辞中提出“校庆种种活动，以促进科学研究为中心”，自此，校庆学术报告会成为复旦的传统。改革开放后，多国元首和众多国际名人到访复旦，也都曾在相辉堂驻足、流连。
相辉堂的独特魅力在于它始终“活”在复旦人的生活中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这里曾是校园电影文化的中心，《舞台姐妹》《红楼梦》等电影场场爆满；90年代后，它转型为多元艺体活动的舞台：世界杯期间化身“球迷圣地”，学生守在300英寸投影仪前搭铺过夜，“一二·九”歌会、十大校园歌手赛的琴声在这里回荡；复旦剧社在此排演《雷雨》等经典剧目，观众久久鼓掌、欢呼的炽热氛围令人印象深刻……这座建筑早已超越物理空间的意义，成为复旦人情感联结的符号。
随着时光流逝，校园里拔地而起的众多新建筑逐渐取代了相辉堂曾经的作用。直到2018年，这座承载着几代复旦人记忆的建筑，在“修旧如旧”原则下重获新生。修成开幕后，这里举办了为期三天的“音乐点亮人生”大型表演，相辉堂也完成了从历史地标到现代文化空间的完美嬗变。
从战火中的精神堡垒到新时代的文化坐标，相辉堂铭刻着复旦大学“团结、服务、牺牲”的精神密码。在这里，历史从未远去，未来正在书写。（记者 唐芊尔 颜维琦）
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：探索昆虫世界的无穷奥秘
清代的虫子会不会比现在体型小？竹节虫会不会装死……这些天马行空的疑问，在推开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大门后，就会得到解答。
上午9点整，玻璃门缓缓推开，小朋友们像好奇的小蜜蜂般簇拥着扎进了博物馆。场馆里，家长们举着手机录视频，孩子们则趴在玻璃上，鼻尖几乎要贴到标本上。
中国农大昆虫博物馆分展示馆、干制标本馆和液浸标本馆三大组成部分，收藏有各类标本350余万号，其中包括7000余种模式标本，位居全国第二、国内高校首位。
在干制标本馆密排柜里，一枚1857年采集的瓢虫标本静静躺着，这是原北京农大昆虫学系主任刘崇乐院士收藏的昆虫标本，也是馆藏最古老的标本。
展示馆的珍稀昆虫展台前，总围着层层叠叠的人群。一米长的中华旌蛉3D打印模型摆放在圆形展台中央，长度足有体长三倍的后翅斜着指向天际。
“中华旌蛉的模式标本体长只有指甲盖大，是我校昆虫学系杨集昆教授1986年在云南采集的。”该博物馆馆长助理杨皓然指着模型前翅上的翅脉，“我们用3D打印技术将其放大了20多倍，孩子们才能看清它的脉络。”
在“极限昆虫”展区，能看到中国最长的竹节虫——广西佛（见图1），其最大个体将前足和后足拉直足有64厘米长，总有人伸手比划：“比我家猫咪还长！”
昆虫博物馆由中国农业大学各学院学生组成的志愿服务团运营。在志愿者的讲解词里总藏着此类“独家爆料”：“这个蝗虫标本，是去年学长在新疆野采时，追着跑了半亩地才抓到的……”
“博物馆由学校植物保护学院进行业务指导，植保学院学生参与昆虫标本采集、鉴定与制作。”杨皓然介绍，昆虫博物馆运营团队会从这些自全国各地采集来的标本里选取精品，在馆内展示，实现展品不定期更新。目前，该馆实际日均接待量突破2000人次，在社交媒体累计吸引超百万人讨论，稳居海淀区博物馆热度榜前十。（记者 陈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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